简论哲学形态

所谓哲学形态是哲学理论内容与形式结构的有机统一。任何独立的哲学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形态得以存在，并以一定的、具体的形态凝聚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发展也总是表现为形态的变化。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肇始，它关注世界的本原问题，其主导形态为本体论。这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发展程度不高，人相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尚不突出。关于世界是什么、世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本质与现象、有限与无限、运动与静止、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等问题构成了古希腊哲学的基本内容。欧洲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何者为本原，何者为真实存在的问题，它也是按哲学本体论的逻辑展开的。16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欧洲人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明显增强，他们开始将认识的目光由自然转向人自身。由此，西方哲学的主导形态开始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化，于是出现了英国经验论和欧洲大陆唯理论。后来，孔狄亚克等在批判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感觉论。康德通过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而创立了先验唯心体系。黑格尔则力图将认识论与辩证法统一起来，但也未超出认识论领域。

西方哲学从古代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的转换，既是理论内容的转换，又是结构形式的转换。其意义在于从观察外部客体世界为主转向以观察自身主体世界的认识活动为主。在此过程中，哲学主体意识生长起来，哲学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成熟的哲学形态经历了先秦诸子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启蒙哲学等形态。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却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主导形态。

先秦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各个学派纷纷登场，儒、墨、道、法、兵、名、农、阴阳等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诸子哲学。

两汉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形态为以阐释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经学。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需要强化整个上层建筑，特别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形成统一的维护封建专制的理论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开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的主导思想。自此到明中叶的近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哲学不断地自我调整，变换形态，适应着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儒学对道教哲学、佛教哲学等的冲击与挑战的回应，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主线。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的神学——哲学体系为汉武帝接受后，封建统治者开始找到了统治思想的重心。董仲舒提出“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他把天神化为主宰力量，把人规定为可以承天道行事的道德实体，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东汉末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哲学变得越来越烦琐，已是穷途末路，封建社会需要新的哲学为它作合理性论证，以抽象为特征的魏晋玄学思潮应运而生。玄学富于思辨性，较深入地探讨了宇宙本原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和命题，如有无、体用、本末、名教与自然之辩，言意之辩等。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儒家思想在魏晋玄学时期一扫两汉经学的烦琐芜杂，剔除了经学的“天人感应”说等神秘成分，使抽象思维水平大大提高一步。东晋以后，佛教与玄学合流，将神秘的因果法则等同于玄学的天道自然，佛教提出了非有非无的“空”来标志世界的本体。隋唐时期，适应全国政治大一统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虽以儒学为正统，但又大力提倡佛道二教，尤尊佛教，以心性问题为核心的佛教哲学广为流传。知识分子以信奉和研讨佛教为时尚，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冲击。于是，儒家学者展开了反对二教的斗争，斥佛教为夷狄之教，从维护民族传统思想出发，提出“道统”说，同佛教“法统”相抗衡，迫使佛教中国化。北宋前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等人继续提倡儒家思想，终于使儒学复兴。柳宗元、李翱等吸收佛教和道教的一些思想，开援佛老入儒的先河，启迪了后来的理学。

就哲学形态而言，两汉经学，魏晋以后的玄学，佛教的空无本体论等作为封建社会前期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曾起过一定作用，但它们亦各有其局限：儒学重伦理实践而疏于哲学论证，佛玄精于哲学思辨而流于空虚寂寥。到了宋代，统治阶级需要重新营造适合于新形势的哲学体系，理学就是其产物。宋初，儒释道三教通过互黜、融合，最终合流。这样，儒学吸收佛老思想而建立起来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以精巧的哲学思辨为理论基础的理学。理学通过对三教的扬弃，将不可名状的空无之道变为统摄人文物理的实有之道，把虚旷缥缈的名理清谈变为格物穷理的伦理实践。这样，出世的神学变为入世的哲学。这就是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兼有精致的思辨形态和现实的纲常内容的理学。

明代中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十七、八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主义思潮，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社会阶级基础是封建社会末期地主阶级中的政治革新派，其发展动力是严重的社会危机所引起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作为封建秩序维护者的儒家思想已开始变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明清之际的启蒙哲学是在宋明理学的斗争中发展而来的。王阳明的心学中的矛盾产生了李贽的“童心说”，李贽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独断论，方以智、黄宗羲从不同侧面摆脱了理学的束缚，开辟了“质侧即藏通几””、“经纬天地”的新的学术途径；到王夫之全面扬弃程、朱、陆、王，批判总结了宋明理学，成为集大成者。明清启蒙哲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大胆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但未能发现通往新世界的道路。

从汉代到明中叶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历程看，在中国传统哲学内部，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哲学不断地变化形态，自我调整，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晚清以来的民族衰亡则表明，儒家哲学为之服务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力，成为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障碍。同时也表明，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已经落伍于时代。

由此看来，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都分别按照自身发展的逻辑经历了各自的形态变化。这也表明，哲学有无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它能否适时地、经常地变换自身的形态。哲学形态的变化既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也是哲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